编者按：据媒体报道，欧盟内部近期将召开会议，探讨对华经贸政策调整。与此同时，一些欧洲人士错误地将欧洲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滑归因为中国带来的竞争。欧盟制造业困境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严天钦：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洪勇：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欧贸易真正“过剩”的是什么？
简军波
最近几年，尽管受到各种干扰，中欧贸易关系依然强劲，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总量超过8000亿美元。由于当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3000多亿美元，这被欧盟视为严重贸易“不平衡”，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正试图通过具有歧视性的针对性规则来实现中欧贸易“再平衡”。然而，欧盟对中欧贸易“不平衡”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和试图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这不仅不会真正“平衡”中欧贸易，反而会加剧双边经贸摩擦，甚至恶化中欧整体关系。
目前的中欧贸易“不平衡”并非只存在于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贸易领域，中方存在较大的逆差（48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41.6%）。欧方只提货物贸易中的对华逆差却不提服务贸易顺差，显然具有一定故意。因此，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也包含服务贸易领域中方的对欧逆差问题。换言之，若欧方希望共同致力于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那就应和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问题同时考虑，这样才能显示出其处理问题的公平性。
事实上，欧方将货物贸易逆差归因于“中国产能过剩”，从宏观角度而言缺乏事实依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禀赋为全球市场进行生产，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本土市场。从这一角度而言，每一个加入了国际分工的国家都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区别只在于程度高低。尽管中国所生产的商品数量更多，但这没有违背经济规律，也没有违背国际规则。只要中国商品有巨大出口需求，就意味着它们没有真正过剩。因此，从各国为全球生产商品而言，每一个国家几乎都存在“生产过剩”问题，但由于全球需求市场具有巨大吸纳能力，只要商品能被卖出去，就不是所谓“产能过剩”。
在中欧贸易关系中，真正过剩的是欧洲商品。在同类商品的全球性竞争中，它的许多商品日益缺乏与中国商品竞争的能力，比如风电设备、太阳能板、电动汽车或新能源电池等等，无法在全球消费市场上被销售出去，从而显得“过剩”了。因此，不是中国产能过剩，而是欧洲商品因竞争力不足。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只有缺乏竞争力的商品才存在过剩，而具有竞争力的商品不应视为过剩商品。
要解决所谓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除了中欧通过协商得到贸易解决方案外，最根本的办法是欧洲提高自身商品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欧洲拿出真正的魄力致力于科技创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企业的创新研发和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同时改革庞大的福利系统和优化预算结构，实现防务、医疗、创新、教育、福利等不同领域间的预算平衡，以最大程度实现创新能力的成长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欧洲正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积极寻求“再工业化”进程。在欧洲看来，在“再工业化”基础上，欧洲才会真正具备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实力，并解决内部相对严峻的就业问题和相对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不过，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的欧洲“再工业化”努力包含着深深的重商主义理念，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就被当成削弱欧洲“再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即使它通过各种保护主义和“安全化”措施来阻止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依然也无法真正解决其“再工业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因人口快速老龄化而不断流失、缺乏可持续的安全可靠能源供应、福利制度带来的高昂开支对创新投资的挤压、“中等技术陷阱”引发对高科技运用的迟滞、日益严苛与繁杂的欧盟监管规则。这些正在不断削弱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和商品竞争力。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欧方更现实的做法是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助力产业链的深度互嵌，进而实现共同繁荣。
产业竞争力下滑，症结在欧洲自身
严天钦
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3年提出对华“去风险”主张后，欧盟对自身经济安全、技术主权与产业竞争力的焦虑持续加剧，陆续出台《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条例》《反胁迫工具条例》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系列新规，系统性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确立了以战略安全为导向、以产业自主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部分欧盟成员国与机构频繁将正常对华经贸往来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借炒作中国议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此类举措难以遏制欧洲产业竞争力持续下滑的趋势。
首先，欧洲产业结构长期重服务、轻制造，导致创新动能不足、工业持续衰退。近30年来，欧洲持续去工业化，本土制造业萎缩与产业链不断向外转移。尤其是自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缺乏系统性工业战略与经济安全布局，形成能源、制造、防务三重对外依赖，战略自主权与产业竞争力持续弱化。2024年2月，覆盖25个行业的1300余家欧洲机构联合发布“安特卫普欧洲工业协议宣言”，已经警示欧洲工业正遭遇十年最严重下行压力，若欧盟不优化冗余监管体系、加大公共投资、重塑良性产业营商环境，本土工业衰退与产业外流态势将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大幅推升区域能源成本，持续挤压产业盈利空间。
受多重因素拖累，2024年欧盟企业研发投入增速由2023年的9.3%骤降至2.9%，融资难题成为“再工业化”的核心阻碍。2024年9月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未来》报告显示，2023年欧盟全球风投募资占比仅5%，远低于美国的52%和中国的40%。
其次，欧盟产业政策碎片化、执行力不足，已然成为工业竞争力持续下滑的主要症结。欧盟至今尚未出台一份目标清晰、统筹全局的顶层产业战略。为应对国际竞争压力，欧盟陆续推出一系列扶持本土产业的法规与政策举措，但部分政策偏重于监管约束，发展目标较为分散，资金保障也很难到位。比如，被寄予振兴欧洲半导体产业厚望的《欧洲芯片法案》，整体落地进度不及预期。英特尔拟在德国马格德堡建设、投资额达300亿欧元的晶圆厂是该法案重点项目，但受补贴磋商分歧与德国财政紧张局势拖累，已于 2024年9月宣布延期至少两年。该项目暂缓，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欧洲高端产业本土布局的步伐。
再次，一些产业法规和政策合规成本过高，抑制企业创新活力。比如，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补齐算力短板、强化数据治理，欧盟近年密集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人工智能法案》《数字欧洲计划》《地平线欧洲》等政策法规，但严苛的监管显著推高了合规成本，令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步履维艰，严重拖累产业创新，导致一些欧洲企业联名抗议《人工智能法案》损害了欧盟的全球竞争力。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保护公民隐私的同时，也显著抬高了研发门槛。高合规成本挤压研发投入，削弱欧盟人工智能竞争力，背离了促创新的初衷。
欧盟如今片面地将对华贸易失衡归咎于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与政策扭曲，却无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市场需求迭代变化以及自身结构性短板。因此，如果欧盟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不仅无法根治欧洲产业竞争力不足的深层问题，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推高本土生产经营成本、拖累产业复苏进程，让欧洲陷入更深层次的发展困境。长期来看，弊远大于利。
欧洲制造业的未来在哪里？
洪勇
近年来，随着欧洲部分传统制造业面临增长放缓、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加剧，一些欧洲政界人士和产业组织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在“摧毁欧洲制造业”。这种观点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领域尤为突出，并逐渐演变为部分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将欧洲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简单归因于中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掩盖欧洲制造业自身需要面对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于欧洲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寻找外部责任方，而是如何通过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
制造业竞争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纵观全球工业发展历史，制造业格局从来不是静态不变的。英国曾长期主导全球纺织工业，美国曾在汽车、航空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产业地位的变化从来不是因为某个国家“摧毁”了另一个国家，而是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和市场效率持续演进的结果。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逐步建立起覆盖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和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非来自简单的低成本竞争，而是源于持续创新与产业协同。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已经形成动力电池、智能驾驶、电机电控、充换电基础设施等完整产业生态。大量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不断进行技术迭代，推动产品性能提升和生产效率改善。消费者最终获得的是价格更合理、性能更优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企业获得市场份额，并非因为削弱了欧洲制造业，而是因为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欧洲制造业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内部结构性因素。一方面，欧洲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能源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增加、环保合规成本增加等因素，使部分欧洲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较大压力。另一方面，欧洲部分产业创新转化速度正在放缓。欧洲在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工业设计等领域仍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但科研成果向产业化转化的效率相对不足。一些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周期较长，新兴产业培育速度与全球市场变化之间存在一定错位。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竞争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制造业竞争更多集中于单个产品和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今天越来越表现为产业生态之间的竞争。企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能力，还需要供应链协同能力、数据能力、场景应用能力和快速迭代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拥有完整产业链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体往往能够更快推动新技术商业化应用。这也是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欧洲制造业的未来不在于限制竞争，而在于增强创新能力。第一，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投入。欧洲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机构和创新资源，应继续发挥基础研究优势，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同时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缩短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距离。
第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体系。未来制造业竞争不仅是产品竞争，更是数据驱动能力和智能化能力的竞争。欧洲需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响应速度。
第三，构建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创新越来越依赖全球资源配置。无论是技术合作、人才流动还是产业协同，开放都比封闭更有利于创新发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吸收全球创新资源，能够帮助欧洲企业更快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从全球绿色转型的角度看，中欧合作创造的价值远大于对抗带来的收益。